南方日报整版报道:马思聪:音乐,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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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日报9月13日A25版整版报道(记者 周豫 郭珊)

  核心提示

  翻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世纪20年代末,有一个令中国人自豪的响亮名字——马思聪,随着他美妙的琴声在中华大地响起;30年代一部充满民族神韵的小提琴杰作《绥远组曲》,让他名扬国内外,其中第二乐章《思乡曲》的艺术魅力,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成为马思聪的代名词。

  2012年5月7日是马思聪诞辰100周年,广东省、汕尾市及海丰县各界人士隆重举办系列纪念活动,表达对大师的缅怀与崇高敬意,南方日报记者也有幸采访了马思聪堂侄女,也是马思聪在广州唯一的近亲马之庸女士和马思聪的入室弟子、跟随其学琴时间最长的学生、中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向泽沛先生及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的何平院长。

 

文革期间“出走”

他既是为了保命,也是为保护艺术财富

 

  南方日报:“文革”期间,马思聪离开祖国举家赴美,当时被认为是“叛国投敌分子”,直到1985年才平反。2007年马思聪夫妇的骨灰得以归葬广州,当时其子马如龙曾说:“父亲生前一直对我们说,我没有对不起祖国。对的就是对的,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我们如何看待马思聪的“出逃行为”?

  马之庸:其实,当时马思聪并不是自己想要跑,只是到处都没有人敢收留他,不走不行。当时他还犹豫,他以为“文革”一阵风就过去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走可能会死,但他又满怀理想,还有很多创作计划还没完成。毕竟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应该还有很长的艺术生命,他的“出走”既是保命,也是在保护他的艺术财富。后来,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为什么离开中国》,里面提到“当时的人是没有理性的,我不能忍受这样的摧残。”

  他爱祖国、爱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要创作自己民族的音乐。他不喜欢党派之争,艺术上的派别讨论他也不参与。他当时的心情是沉痛的,他爱国,但最后还是离开了,假如他不走,就没有后期的包括歌剧、舞剧、双小提琴协奏曲等等各种创作,也不会有台湾采风的经历,他当时创作了很多以高山族民歌为素材的《高山组曲》等等,所以知识分子采取不同的形式来抗争“文革”是对的。当然,虽然后来1985年“平反”,国家领导人一再邀请他,却因为心脏不好,加上当时歌剧《热比娅》也没有完成,迟迟没有回国,一直到1987年在费城去世,很遗憾。

  向泽沛:“出逃”、“叛国”的说法这是一种错误,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把他从香港召回来以后一直在为祖国的音乐事业做各种工作,包括他当院长、教学生以及到全国各地演出。据我所知,“文革”时他女儿马瑞雪跟他说到南方避一下,当时斗争得太残酷了。在乡下呆了一段时间后,马瑞雪说干脆咱们到香港避一段时间吧,他并不是真心想走。马思聪是很正直的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他受不了那种侮辱。那个时代不能用非黑即白的眼光去看,他在国外一直惦记着回国,给自己定了大量的创作计划,一个老人每天还坚持创作。因为他在国内的很多手稿都丢了,到美国后他也为祖国的音乐积累了很多重要曲目。

 

致力小提琴普及

“中国音乐家除了向西洋学习,还要向老百姓学习”

 

  南方日报:据悉,马家祖上并没有精通音律的人,马思聪这一辈兄弟姐妹10人,有2位夭折了,剩下的8个孩子中竟出了5位音乐家,马思聪是天赋异禀还是后天成长环境使然?他在生活中是个怎样的人?

  马之庸:马思聪出生于一个民主革命家庭,他的父亲马育航是陈炯明的智囊之一,很有才能,与很多华侨有联络,又当过广州市财政局局长,所以陈炯明就请马育航出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他担当下来了,但并不是为了发财。其实马育航19岁中秀才后出来从事民主共和活动以后,家里是没有一间房子的。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马思聪兄弟姐妹从小就受到民主共和思想的教育。马思聪的大哥马思齐业余喜欢拉小提琴,从法国回来时拉给9岁的马思聪听,马思聪听了之后就决定要去法国学习。到法国之后,哥哥经常要求他读中国名著、写毛笔字,家里也经常托人寄毛笔、宣纸给他。马思聪对中国的文化非常热爱,认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一种宝藏,只是当时还没开发出来,所以他在学了西方音乐后就将此作为先进的技巧来发展中国民族音乐。

  1929年马思聪17岁时第一次回国,作为第一个在上海举行独奏会的中国人,当时一直不乐意给中国人协奏的乐队却愿意与他合作,并演奏了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当时特别轰动。回国后,他发现当时并没有中国人写小提琴作品,但他一直觉得中国人演奏小提琴一定要有民族的东西才能让群众接受,所以他一直致力小提琴在中国的普及。他一直很勤奋,1942年在重庆、桂林逃难时给难民开演奏会,除了西藏,他的琴声几乎响遍了全国,被称为“琴声响遍全国的音乐家”。当时他已做院长却时时不离舞台,他说,“中国的音乐家除了向西洋学习技巧以外,还要向老百姓学习,因为他们代表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民族。”

  向泽沛:他们8个兄弟姐们都是音乐家其实并不罕见,音乐是会相互影响的,并不是遗传,相反环境作用非常大。像最小的弟弟马思宏就是马思聪指导的,马思琚、马思芸也都受到了马思聪的影响。父亲马育航小时候就喜欢民俗民间乐器,在家就会学一些,他的几个子女也会受到影响。

  马之庸: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是很平民的,不仅知识渊博、文质彬彬,待人也很诚恳、有爱心,他经常帮助傅聪,从来没有回避他。1962年他来广州,还叫他儿子寄东西给傅雷,但他在艺术、专业上却非常固执,当时要庆祝第一届政协开幕,他写了《欢喜组曲》,结果被说成“形式主义”,用外国的乐器,最后就没演,他也不争辩,后来时间证明这是一部好作品。

 

最先刮起“西北风”

作品儒雅充满诗情画意,因为“民族”所以经典

 

  南方日报:马思聪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在钢琴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追求民族化的音乐语言,将中国民间音乐素材与西洋乐器融合得十分精妙,因此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如何评价马思聪先生在中西音乐融合方面的贡献?他的成就在国内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马之庸:马思聪的作品是最先刮起“西北风”的,比如1937年写的《绥远组曲》,他的民歌在形象等方面都很丰富,本人也很喜欢北京大鼓。他认为音乐与画是有互通的,在法国念书时候经常到卢浮宫看画。他说,“画会让你产生一种形象,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就会想到那幅画,看到画的时候又会想到音乐。”《思乡曲》中就有思乡的形象,思念是最有味道,有思念就有希望,所以它在每一个地方都有魅力。

  马思聪在中国演奏是第一人,创作也是第一人。他演奏的作品就像他的人一样,深沉但充满诗情画意,不同于热情奔放,纯情、深刻而含蓄,耐人寻味,这跟他写的东西都是有感而发有关。就小提琴演奏的题材而言形式非常多样,1945年写了协奏曲,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人写过,他也是第一人。

  向泽沛:他的作品思想、情绪非常浓,很难用一种风格来说明,但马思聪的作品有个最大的特点是儒雅,像“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那样娓娓道来。作品很精致,越听越有味道,既不像柴可夫斯基那种抽抽噎噎,也不像贝多芬那样涂涂抹抹,他就是“中国式的诉说”,自然、含蓄、内敛而不激烈。所以,他的作品并不狂野,因为他的为人就是儒雅含蓄的。

  关于中西音乐融合问题,中国现在基本上也是在这个方面发展,但它必须要民族化才能被大家接受。马先生的作品为什么经典?就因为它是民族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像《思乡曲》的和声非常精妙,他将法国浪漫主义手法运用到中国民谣中去,也是做了很仔细的研究。他的作品和声都是经得起推敲的,配器和声既像中国味道又不全是中国味道,还有些西洋元素,在民族素材的发挥上也不是按部就班,而是有自己创作的东西。

 

要求学生有想象力

讲究“琴与琴的对话”,培养耳朵的音乐感知力

 

  南方日报:马思聪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16年间,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如盛中国、林耀基、刘育熙、向泽沛、杨宝智、黄鼎新、顾小梅等,歌剧《草原之歌》的作者卓明理说马思聪曾自己出钱帮他交学费,还瞒过了妻子王慕理,令卓感动终生。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也受过马思聪的提携,但他让女儿自己去考上海音乐学院,“说自己的子女就不要来这里了,不占用自己学校的名额。”还曾说中国是搞艺术的地方、美国不是,他在培养学生、子女上有什么独特的方法?

  马之庸:马如龙是学小提琴,马瑞雪、马碧雪学的是钢琴,但马瑞雪到美国后就改为写作搞文学了,成了华文作家。马思聪说美国不是搞艺术的地方,有一技谋生最好,他让马如龙学习绘图,马碧雪考音乐学院的时候是六姑教的,马思聪让她去考上海音乐学院,不占自己学校名额。

  他一直认为,小提琴是西洋乐器,就必须要培养一批人才才能发展中国的小提琴,所以选才不拘一格。当时他来广东听见林耀基在拉小提琴,很喜欢就决定把他带回北京好好培养,向泽沛六七岁时就跟着他,当时他父亲是从美国回国、在天津大学教书,1957年被打成“右派”,马思聪也不在乎。马思聪一次参加治理淮河工程,碰到一个会唱山歌的孤儿朱仁玉,也带回音乐学院附中培养。但他对学生的基本功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视唱练耳。向泽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跟了他16年,现在快70岁高龄仍然拉得很好,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当时在巴黎一天练六七个小时。

  南方日报:马思聪是您的老师,您觉得您从他身上获得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曾说过,马先生教学生善于启发学生的想象力,您如何评价他的教学方法?

  向泽沛:他是一个很伟大的音乐教育家,他的教学方法非常棒,现在马思聪全集、生平创作等都有了,唯独缺少马思聪的创作方法的详细介绍。他本人并不严厉,话也很少,但你一看他的脸沉下来就知道“大祸临头”了。学音乐的人有没有音乐才能要看他对音乐是否敏感,就像画画的人要对色彩敏感一样,这就要求必须要有很好的想象力。

  马先生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培养我的耳朵对音乐的感知能力,他沉默寡言但恰恰我的耳朵很灵敏,他上课时,只会拉一遍让我辨别是不是听懂了,与他差别在哪儿。也不会讲得很详细说“你的错误在第几小节”等等,而是他拉一遍问我听出来没有?让我自己去辨别。他讲究“琴与琴的对话”,我们常说“苍白的声音”,光用语言是解释不清的,必须要亲自拉。他是一个作曲家、音乐家、演奏家,这决定了他对乐曲有自己的理解,就像创作有一个意境,他给你描绘出来,这对孩子学习是很有帮助的,也是马思聪教学里面非常重要的地方。

  马思聪对画是很懂的,他去蒋兆和家聊天,讲中国绘画历史,我就在旁边听,受益匪浅。他一直说,音乐家必须要有文化,他曾经带我去颐和园听佛香阁屋檐下的角铃,给我讲陆游的诗“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他说这个声音在你悲哀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悲哀的声音,但是可能佛的寺院也有禅的宁静。有可能风吹动角铃千军万马犀利的声音都能听出来,要看你的心情怎样的投射,同样是角铃的声音,你怎么去拉出各种不同的音色来。像这样的教育现在的老师很难做到的。
音乐教育要用琴来说话

 

音乐是一种语言,不光用嘴还要用琴说话

 

  南方日报:现在的学生与当时学习音乐时相比有什么不同?您在教学过程中是否会借鉴马思聪当年教你们的方法?根据当今时代的新特点,您又做了哪些改进?

  向泽沛:现在的学生负担更重,光做各种功课就累死了,毕竟音乐要静下心去体验、去思考,用时间去感受。现在的学生哪可能有那么多时间?他就光注重技术了,把技术与艺术分离开了,也没时间去思考体验,就只注重音符了。现在人心浮躁跟这个也有关系,当然老师的引导也很重要,要让他看到音乐中美好、美妙的东西,发现其中的那些伟大和激动人心的元素,他自然就会喜欢。

  马思聪一直用琴在教导我,让我一直能领略到拉琴的美妙。现在很多老师都是语言教育,音乐的东西要用琴说话,不能光用嘴说,有些老师自己不动手,有的是懒得拉,有的是自己水平不够。音乐是一种语言,不需要慢慢去教,关键是让他去领悟。

  南方日报:如何看待现在音乐考级和艺术院校扩招的热潮?当下的音乐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

  何平:马思聪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言传身教。现在的艺术学院扩招,人人都搞艺术,实际上学艺术还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艺术发展也有其自身规律。目前的音乐教育主要欠缺的部分是近现代音乐史,但近现代音乐史因为历史距离的关系,研究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和过程去认识。现在的学校把就业看得很重要,其实教育是应该引领社会的,而不是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培养什么。

  我非常反对考级,这让音乐成了一种功利,更何况大家都是交钱考级为了拿证书,考官也是收钱给你个证书,完全变味儿了。最关键的是艺术从没有分级的。艺术不是商品啊,不能按级论价的。

 

婚姻恋曲

师生变伉俪 羊城定终生

 

  马思聪与广州渊源深厚,幼年求学、恋爱、初登教坛都在这里。1921年9岁的马思聪随父从海丰来到广州,曾就读于培正学校附小。

  1932年春,马思聪从法国回国不久,在惠福东路创办广州音乐院,与女弟子王慕理“琴”定终生,两人于同年结婚。王慕理为马思聪音乐会担任钢琴伴奏,夫妻携手55年,育有两女一子,无论颠沛流离、逃亡海外,也始终不离不弃。

  后来,马思聪的学生、小提琴家杨宝智在文章中说,他从母亲、王慕理小学同窗刘慧娴处获悉了马王联姻背后的一段“逸闻”:王慕理爱慕马思聪的才华,担心自己比他大两三岁,便隐瞒已学过三年钢琴的历史,装作新生入初级班,跟当时既教小提琴又教钢琴的马院长学琴。马思聪见她进步神速,聪颖过人,又长得漂亮,于是堕入爱河。

  文革期间,马思聪遭批判,被抄家,王慕理无奈带着子女连夜离京,走时不忘把马思聪最心爱的小提琴藏了起来。流浪在外的她心系丈夫的安危,冒险进京,只为见上丈夫一面。

  马思聪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王慕理一直在病床前守候。当医生宣布马思聪手术失败去世时,王慕理崩溃痛苦,闯进救护病房,哀求大夫继续抢救。

  晚年马思聪和女儿马瑞雪合写歌剧《热碧亚》。马思聪欣赏女主角等待爱情和殉情的性格,剧中“等待”一幕写得特别曲折动人。有一次他握着王慕理的手,对马瑞雪说:“如果我死了,你妈妈也会死的。”马思聪去世13年后,王慕理于2000年因心脏病追随丈夫而去,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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